2017年6月,正值上海盛夏时节,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在这酷热的夏日里,松江区土地局的信访部门内,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正焦急地向面前的工作人员表达着他的诉求。
求求你们了,赶紧把我的那座老旧房屋拆除吧,我真的不想再住在繁华的马路正中央了。
张新国老人是此次对话者,先前,他被誉为“中国最牛钉子户”。追溯至十四年前,他带领着十几口之家,公然与政府部门展开了抗争,坚决拒绝接受政府的合理拆迁提议。
昔日他索要巨额赔偿,向政府索求一亿补偿金,声称若不满足其要求便坚决拒绝搬迁,然而时至今日,他却转而向政府请求拆除他那些破旧不堪的房屋。
位于闹市区的二层小楼
在90年代,张新国的住宅成为了众人艳羡的理想之地。彼时,松江区的居民们大多居住在狭小的平房中,而张新国却在这一年,即1996年,建造了一座二层楼高的小洋房。
张新国通过经营小生意积累了一笔收入,于是他有了翻新自宅的念头。那时,上海的房价并未达到如今这般令人咋舌的程度,而房屋装修与改造的相关规定也相对宽松。
张新国在松江区九亭购置了这座小洋房,耗资二十余万元。随后,他又投入15万元,将原本的两层小楼增建了一层。
张新国风度翩翩,住宅竣工后,他再度投入了10万元巨资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室内装饰全面采用了那个时代极为盛行的欧洲风格,而外观设计则巧妙融合了中式元素。
从远处望去,便能辨识出他们家那朱红色的宅门,三层楼高的屋檐瓦片令人艳羡,邻居们常在此驻足,对张新国的洋房赞叹不已。
面对邻居们的赞誉,张新国常常装作很谦虚地回应:“哎呀,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紧接着,他还会补充道,“总共才花费不到五十万元,不算什么。”
当时,上海浦东一套一百平米的住宅仅需三十万元,这样的低调显摆使得张新国的家庭在当地小有名气,成为了一个富有的家庭。张新国本人对此虚荣心感到十分满足。
张新国家中拥有宽敞的住宅,人口众多,家道兴旺,在人数最多的时候,那座三层高的洋房里聚集了十几位家庭成员。他和妻子居住在二楼的主卧室内。
岳父岳母居住在二楼相邻的房间,而三楼则是儿子和女儿各自的家庭的住所。一楼已经改造成商铺,长期出租给一位来自云南的杂货店主,以此来抵消房屋的日常开销。
尽管这栋住宅足以容纳四户人家,然而随着新一代孩子的相继出生,三层小楼内上演了四代同堂的壮观景象,这使得张新国的家显得愈发狭小拥挤。
但是四个家庭住在同一屋檐下,小磕小碰是避免不了的。
今日,孙儿遭外孙欺凌;翌日,女儿因水电费用分配不公与嫂子争执,总之,这个家庭开始频繁发生争吵,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吵,再无宁静之时。
张新国对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感到满意,他一度考虑过把房子出售,然后搬到别处居住,只是这套房子的价格无法满足四个家庭同时购房的需求。
张新国此时已从上海市政建设公司离职,退休后的他收入不高,自然无力再购置房产,面对这样的境遇,他只能默默承受。
此时转机显现。2003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城市建设项目规划,据此,沪亭北路的全部区域将面临拆除。
该消息传开后,沪亭北路的居民们无不欢欣鼓舞。那段时间,整条街道洋溢着如同佳节般的欢乐氛围。
在那个时期,老城区充斥着许多破旧的小户型住宅,一旦拆迁,居民们便有望迁入宽敞明亮的现代新房,同时还能获得一笔可观的补偿金,这无疑成为大家翘首以盼的乐事。
面对拆迁,开出天价
张新国在得知拆迁消息后,迅速联络了昔日的市政建设同仁,并对沪亭北路的具体拆迁计划进行了详细探究。
在张新国家所在之地,政府规划将其打造为四车道的主干道,此举本为利好,然而,彼时的搬迁计划对张新国及其家庭却带来了两个不利因素。
当时拆迁计划中明确指出,补偿金的发放并非依据房屋的实际占地面积来确定,而是依据宅基地证明文件上所记载的面积进行计算。
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当时城建局针对居民擅自改造住宅的规定尚不健全,城区内违规私自搭建现象普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决定仅以房屋宅基地的证书面积作为计算依据。
张新国早年投入20万元所建造的第三层楼,如今将无法获得任何拆迁补偿。
第二点在于,在拆迁过程中,儿子与女儿所获得的待遇存在差异。若家中有两个儿子,他们可以分别获得两套、两套和两套、两套及两套房产;而若是一儿一女,则他们能分得三套加一套。这样的分配方式让拥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张新国感到不公。
众说纷纭,该政策使得九亭地区的多数居民纷纷响应了政府倡议,毕竟这于他们而言,无疑是意外之财。
依照规定,众多居民的住宅面积不及张新国的宅邸宽敞,家庭成员数亦少于他家,却同样获得了与他家等值的补偿金。
众多居民得以依照规定,分得总计6套面积各异的动迁住房,其数量与张新国家相仿,这不禁让张新国心生不忿。
多年来,张新家一直是周边居民艳羡的对象,然而,如今他气派的三层楼房所获得的拆迁补偿金,竟然与别人简陋的矮房所得相当。
他感到极度的不悦,于是每日在室内钻研,思索如何使个人利益达到最大。他甚至亲自前往负责拆迁的机构及工作人员那里,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我了解到,有一户家庭,他们的孩子已经失踪多年,只因当年未曾到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手续,如今在申请拆迁补偿时,却意外地将他的人口计算在内。
我女儿嫁了个没有城市住房的丈夫,他现在暂住在我家中,可这样的居住情况竟然不能被计入家庭人口,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
然而,政策的调整并非可凭一人之语轻易变动。既然“拼人头”的道路已经不通,张新国便另寻他途,将目光转向了宅基地证书。
他掏出了珍藏已久的物品——两份宅基地的证明文件。其中一份属于他的岳父,另一份则是岳父的亲兄弟转赠给他的。麻烦恰恰就出在这第二份证明文件上。
这份证书是在1951年进行转让时办理的,它并未加盖土地局的公章,仅提供了一份证明文件。因此,拆迁队并未认可该宅基地证书的法律效力。
为了确保该证书具备法定效力,张新国不辞辛劳,多次前往档案管理部门及土地管理部门。
历经艰辛才拿到一份由原青浦县签发的、旨在证实该宅基地正是如今松江九亭区域宅基地的公证书,然而开发商依旧对此表示不认同。
此后,张新国进而自学了法律条文,频繁穿梭于法院与开发商之间,寻觅良机。同时,他亦在网络上搜集了大量相关案例,以供学习参考。
每当法庭审理与拆迁相关的案件,他便会主动申请旁听,有时甚至特地前往静安区参与庭审,以此为自己未来可能的辩护工作积累宝贵的经验。

政府拆迁工程迅速取得进展,开发商已向每户居民提交了详细的补偿计划。依据那时的政策估算,张新国将获得三套面积不等、总计达280平方米的住宅。
张新国的儿子能够依照补偿规定,额外获得一套面积为120平米的住宅,这样一来,他总共将拥有四套房子,总面积达到400平米。
这些房屋并非无偿分配,动迁户需按照既定标准价格,即每平方米4500元,进行购买;购房所需资金可从赔偿款项中直接扣除。
张新国核算了一下,他预计能获得的拆迁补偿总金额为230万元,加上40万元的装修补偿,总计270万元。然而,在购置四套安置房之后,他手中剩余的金额仅剩70万元。
这种补偿与他内心的期望相差甚远,无论他如何思考,都无法说服自己接受“如此之少”的拆迁赔偿。
然而,安置房目前仅处于规划阶段,其最终的具体位置尚不明确。若最终选址更为偏远,那么这200万元的投资可能就会化为乌有。经过深思熟虑,张新国最终选择拒绝拆迁。
张新国的决定在家人的支持下得以通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家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获得的拆迁补偿金数额偏低。
而且,他的儿子和女儿各自的家庭常常因财产分配问题发生纠纷,房屋和资金都难以均等分割,目前来看,张新国觉得拒绝赔偿可能是最理想的处理办法。
张新国家是本地区唯一一个对拆迁政策持反对意见的家庭成员,但内心深处,他深知自己住所位于沪亭北路未来规划道路的核心位置,那里正是整个开发计划中至关重要的地段之一。
张新国凭借着这一优势,公然抬高要价,向开发商和政府部门发声:“若想征得我的同意进行拆迁,就必须拿出10亿元,哪怕少一分一毫也别想动我家中的一砖一瓦。”
项目已进入施工阶段,开发商与街道委员会接连登门,用言语劝慰,然而这番诚恳的态度却助长了张新国一家的嚣张气焰。
他们觉得开发商此举是在有意展现软弱姿态,若他们继续坚持立场,开发商无疑会满足他们的各项条件。
坚守14年,一分钱没多分
张新国此次的期望未能实现,他所提出的报价超出了开发商的承受范围。即便开发商能够接受,这样的做法也意味着对那些已同意补偿政策的住户的不公,这种行为政府是无法容忍的。
经过开发商的深思熟虑,张新国一家的拆迁方案得以保留,而其他房屋则按计划被拆除。2011年,沪亭北路的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该区域内的房屋除张新国一户外,均已不复存在。
曾经泥泞不堪的老城区如今已变为宽阔的柏油马路,设有四条车道,尤为特别的是,当这条马路途经张新国家宅时,车道从四条缩减为两条,巧妙地绕过了张新国家宅门口。
昔日备受邻里赞誉的宏伟三层住宅,如今却成了阻碍交通的障碍,孤独地矗立在沪亭北路的中心位置。
那位曾长期租赁一楼空间的云南籍房东已退还了张新国的店铺租赁权,而且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其他人前来租借这间店铺。
张新国一家的痛苦并未就此结束。随着马路施工的启动,日间施工机械的轰鸣声准时响起,那震耳欲聋的噪声让他们饱受折磨。
开启窗扉,眼前尽是飞扬的尘埃,若家中人等欲外出,便不得不踏着蜿蜒泥泞的小径,步履维艰地前行。
夜幕低垂之际,方圆一公里内,唯有他们一家灯火通明,四周一片寂静,荒凉之感油然而生。
历经艰辛终于迎来了马路完工,然而,一场持续的噩梦却才刚刚拉开序幕。自从张新国将原本宽敞的马路封锁,沪亭北路几乎全天候都陷入了交通拥堵的困境。
张新国和他的家人每日都深受刺耳的车鸣和抱怨交通拥堵的司机咒骂声的困扰。
一些司机由于对路况不熟悉,常在张新国家门口遭遇车祸,而张新国家几乎每周都会遭遇因事故而愤怒的司机前来责问。
曾有一回,一名卡车驾驶员在降雨天气中因未能及时刹车,致使车辆轮胎打滑,结果径直驶入了张新国家的宅院,此类事件并非个例。
张新国的妻子感叹道,"这栋房子如今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由于周边的居民都已搬迁,他们家陷入无人管理的境地,街道委员会的缺失导致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
每当重型货车驶过宅前,整座房屋便会随之颤动,屋瓦亦常因震动而脱落,家中的家具亦频遭倾覆,甚至有次险些伤及行人。
在这样的情境下,张新国的子女们终于无法再忍受,带着家人一同搬离了那里。需知,在拒绝拆迁的问题上,他们曾多次鼓动张新国采取行动。
也是因为一直抱怨拆迁补偿金分配不均,导致张新国对开发商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而如今他却撇下自己的双亲和祖辈,擅自离家出走。
张新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实际上,我这些年来一直有搬家的念头,然而相关部门对我的处理态度颇为冷漠,于是我便决定坚守原地,以此来发泄心中的这股怨气。”
自2016年起,担任九里亭街道动迁主任的陆辉,开始频繁造访张新国家宅。起初,张新国对他持有一定的警惕心理,然而,陆辉在与他的交往中,从未提及动迁相关事宜。
每次造访,总不忘与张新国闲谈家常,关切地询问他生活中是否遇到了需要援助的困境。张新国的妻子感慨道:
陆主任时常会询问我父母的健康状况,他甚至表示,只要家人健康,搬家与否并不重要。
陆辉的真挚情感最终触动了张新国的内心。在2017年8月21日这一天,陆辉踏入了张新国的家门,他诚恳地说道:
若仍旧固执于不进行拆除,依照我国法律法规,法院将启动强制拆除程序,届时恐怕只能分得两套搬迁安置住房。
在陆辉的提议下,张新国最终采纳了搬迁政策,补偿方案与十四年前保持一致,包括四套搬迁住宅以及额外的七十万元补偿金,既无多余亦无欠缺。
2017年9月15日,张新国携家带口离开了久居的老宅,紧接着,在短短三天后,沪亭北路上的那处障碍物便由政府予以清除。当天,街道办竭尽全力为张新国一家提供了援助。
陆辉招募了四位志愿者协助他进行搬迁,并且还为他提供了一处临时储存空间存放物品。
临别之际,有人向张新国咨询,若此刻搬离,是否会有几分不舍。张新国尚未开口,他的女儿便紧接着说道:“有何不舍?这栋破旧的住所早已让人厌倦。”
这场持续了14年的闹剧,结局竟然与14年前如出一辙。我们无从知晓张新国一家是否心生懊悔,然而在这14年间,他们所坚持的无谓固执,实在令人感到颇感遗憾。
参考资料
《新闻1+1》节目,在2017年9月19日播出的报道中,提及了上海那座闻名遐迩的“最牛钉子户”在经过14年的漫长等待后终于被拆除,而户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并未额外获得更多的补偿款项。
上观新闻报道,2020年8月27日,历经21年的坚持,上海站与上海西站中轴线上那三户“钉子户”即将启动搬迁工作。
江苏交通广播电台,在2017年9月13日播出的新闻中,报道了上海“最牛钉子户”在历经14年抗争后,最终获得6000万元赔偿金的情况。这位钉子户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并未额外获得任何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