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政策允许因插队而落户的子女返回上海就读，我的女儿便回到了上海继续她的初中学业。这一变化促使我着手在上海购置房产的计划，那个决定是在1989年做出的。
我父母当时居住在瑞金二路409弄的新新里177号。新新里是一个典型的老式里弄，一楼的房屋并没有天井，也没有石库门设计。那时的住宅面积仅有22平米。房间被一分为二，前面部分被称为前客堂，大约有13平米左右，而后面部分则称作后客堂，大约有8到9平米。前客堂是我弟弟一家三口居住的地方，而后客堂则是父母二人所居住的。
女儿已返回上海，却只能与我的父母同住一室。他们的住所狭小，仅能容纳一张床、一张餐桌，以及供人通行的走廊。女儿白天去学校，晚餐后，便只能在我父母的床边，用两个凳子支撑起两块木板，作为临时的睡眠之地。每晚搭建，次日拆除，这是她唯一的居住方式，否则将无法在狭小的空间中通行。
寒假来临，我和妻子重返上海，探望父母及孩子。午饭后，我们正为晚上的住宿发愁，爱人提议，不如去打浦桥看看有没有被子出售。若实在找不到，就在女儿床边再加一床被子，大家挤一挤也能凑合。
我们夫妇俩无奈地朝着打浦桥的方向前行。凑巧得很，刚走到弄堂口，便遇到了我儿时的同学罗建民。我走上前去打招呼：“小罗，你调回上海了吗？”小罗兴奋地回答：“哈哈哈，我确实是回来了，但工作真的很糟糕。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呢？”我叹了口气，回答道：“我们去打浦桥买一块棉花毯，打算晚上在家里搭个地铺。”
小罗言道，如此寒冷的气候，怎能安睡于地下？何况你住的是一楼。我亦摇头叹息，该如何是好？家中空间有限。若需外出投宿，经济亦难以承担。小罗环顾四周，低声对我说，且让我为你谋个良策。
小罗曾在黑龙江因病离职，回到上海后未能觅得理想职位。恰逢新新里居委会开设了一家家庭旅馆，便邀请小罗担任夜班工作。鉴于小罗未婚且住所狭小，这正好成了他每晚住宿并值班的好去处。他向我透露，旅馆位于新新里南弄，设有前楼和亭子间，那是他夜间值班的地方，那里几乎鲜有客人光顾。领导检查完南弄的旅馆之后，若我们夫妻俩每晚九点在亭子间等候，我会为你们开门，让你们入住。但需注意，次日清晨六点前务必退房。我们对此表示赞同。尽管条件有限，但每晚九点后入住，次日六点前退房，这样的安排仍能满足主要的睡眠需求。
我们夫妇俩，每晚餐后，观察到父母准备休息，便迅速离开住所。有时父母睡得较早，我们不到九点便已出门，但尚不能即刻前往旅馆，以防小罗的领导察觉，那样便会对小罗造成不利。那时，我们只得前往打浦桥街上游荡一番，若天气确实寒冷，便在商店里多逗留一会儿，直至九点过后，方才悄然前往旅馆安歇。清晨六点不到，我们便迅速起床，秉持着宁早勿晚的原则，离开了住处。由于担心父母可能还未起床，我们只得再次前往打浦桥，开始逛街。那时，商店尚未开门，于是我们便前往打浦桥头的自由市场，寻找一些物美价廉的美食，打算带回住处。时间差不多到了七点，我们才敢返回家中。然而，一周后，我们不得不匆忙返回江西。
多年之后，我遇到了小罗，向他表达了对往昔的感激之情。小罗轻轻摇了摇头，表示能协助同学，这是应当的。
1992年那会儿，我二哥所在单位实行了一项新规定：若家庭中有三代同堂，便有资格申请额外分配一间住房。我二哥当时居住在甘泉新村的单间公寓，便请母亲协助将母亲在打浦桥的户籍转移到自己家中，试图争取单位额外分配一间住房。户籍迁入我二哥家后，果然如愿以偿，新获得了一间位于四川北路大德里的住房，不过仅有一个亭子间。在那个时期，拥有一间房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而这间新增的房屋，我二哥便要求我父母带着我的女儿搬去那里居住。结果，我的女儿便与我父母同睡一张床了。
大德里相较于新新里更具优势，它拥有公共厨房，而新新里居民做饭则需在各自家门口的走廊进行，空间狭小，且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外地人常感叹上海显得有些小气，这实则源于上海人居住环境的局促。您希望家门口能有一米长、半米宽的过道，在这过道里要放置两家的煤炉，还得有存放煤球的空间，同时还要保证行人通道的畅通。若您家存放煤球的地方增多，那么我家分到的发煤球的地方就会相应减少，哪家不是会对此有所计较呢？因此，我母亲在大德里的厨房里游刃有余，每日都与邻居阿姨们交流烹饪技艺。我母亲天生擅长烹饪，她还特意向我那位在绿杨邨饭店担任厨师的大哥请教了几道拿手好菜；在邻里间，她更是以小菜师傅著称。母亲曾从事过社区工作，因此与这些邻居阿姨们沟通起来毫无障碍。
那是一个寒假，我和我的伴侣一同返回故乡探望父母及子女，暂居于四川北路的大德里。日间烹饪与用餐尚可应对，然而夜幕降临，睡眠问题便接踵而至。我女儿通常是与祖父母同睡一张床，我们到来，自然不可能再挤在一起了。当然，我们可以铺设地铺来休息，但观察一下那间小亭子间，它仅有八九平米大小，一张床就已经占据了半边空间，再加上一张吃饭用的桌子，一个放置衣物的五斗橱，中间仅剩下一个平米左右的空隙，铺设地铺也是不够的。幸好母亲想出了办法，她将席子和被子铺在地上，半个地铺便延伸到了床下。她指出：你们的头部仅露于外，而脚部则探入了床下。因此，我们只能如此艰难地度过了一夜。
回想起往昔，那句“螺蛳壳里做道场”真是再贴切不过地描绘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了。如今，我已在广东找到了工作，经济状况相较于以往有了显著提升。于是，我向家人说明了情况，叮嘱他们若上海有购房机会，务必帮我留意。那时的上海，商品房交易尚未兴起，住房全由国家分配，市场上几乎见不到可交易的房屋。有心人终将得偿所愿，经过一番不懈的探寻，我二嫂带来了一个喜讯——她的同事在普陀区东新路租住，那里有一栋自建房屋，面积大约二十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总计约四十平方米。二楼的空间宽敞，足以让人直立行走。房东开出的租金是两万八千元，这个价格在我承受范围之内。我立刻返回上海，与房东签订了租赁合同。房东见我诚信十足，打算购房，于是又提出了一个新要求。之前我们商定的税费各自承担，但他考虑到我急于租房，便提出让我独自承担所有税费。我计算了一下，这会增加两千元的费用。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于是，我迅速签署了合同，支付了房屋总价的一半，紧接着便前往房地产交易所办理过户手续。过户完成后，我将剩余的一半房款交给了房东。随后，我将一千元交给了二哥，希望他能帮我进行基础的装修。于是，我和女儿以及父母一同搬到了东新路居住。一层分为两个部分，内室是父母的卧室，外间则用作客厅。女儿在楼上购置了一张钢丝床。我和妻子则返回上海，在二楼铺设了地铺。由于是木地板，所以并不觉得寒冷。在上海，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在此，我再次向二哥和二嫂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1993年，我的同事，位于上海办事处的徐经理，向我传达了一个喜讯。他提到，上海现在可以购买商品房了，他打算在那里购置房产。他认为，作为上海本地人，你迟早需要在上海购置房产，他建议我们共同购买，将来我们或许能成为邻居。他详细说明了，这套房子位于梅陇地区，距离锦江乐园地铁站仅一站之遥，未来地铁线路必定会延伸至我们所在的区域。房屋的单价仅为每平方米两千七百元。此外，住宅门口设有南方商城，购物十分便利。我急忙赶回上海，想实地考察一下小区的居住环境。目前位置略显偏远，但随着地铁的开通，未来交通应该会变得非常便利。此外，南方商城内还设有开业较早的大型超市家乐福，让我不禁心生向往。与家人商议过后，我们决定购买一栋一梯两户的住宅，其中101和102号房间。在装修过程中，我们将两户打通，将空间拓展为三室两厅两卫。计划未来回到上海后，我们将居住在二室一厅的房间，而一室一厅则留给父母居住。一楼居住条件对老年人来说颇为适宜。我在南方新村购置了房产，春节期间，我特意将父母接回同住数日。我们前往家乐福超市采购生活用品，没想到，排队结账竟然耗时两个小时之久。这一幕充分展现了当时家乐福超市的客流之盛。
春节假期结束，我将重返工作岗位，而女儿则随我们一同前往西安深造。我期望父母能迁居至南方新村，但他们的考虑后还是选择了拒绝。他们不习惯远离上海的生活，尤其是不适应如此宽敞的住所。毕竟，新开发的社区人烟稀少，邻里之间互不相识，这与他们在东新路的居住环境大相径庭——那里，他们一开门就能与邻居畅谈一整天。此外，小区的菜市场距离较远。我也能体谅他们的感受。远亲终究比不上近邻，住在东新路的邻里间颇为热闹。再者，若是万一发生什么情况，我哥哥和姐姐他们也能立刻赶到。这样一来，我也能安心地返回单位。
1996年，父亲不幸因病离世，母亲独自居住在东新路，这让我心中充满了担忧。在探亲归来的途中，我与哥哥、姐姐、弟弟和妹妹们进行了商讨，并恳请他们帮忙留意，若他们家附近有空置的房屋可供购买，请务必通知我，房屋的费用将由我来承担。如今，上海也已经开始实施住房制度改革了。居民们的住所，均由相关部门征收费用，将单位分配的住房转变为可自由交易的商品房，从而实现了买卖的自由。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拥有自己的住房。
有心人终将得偿所愿，1999年某日，姐姐来电告知，她家隔壁的101号（她家住在102号）邻居，因需为子女筹集赴德留学的费用，打算将这套房子出售。那是一套位于一楼的50平米二室一厅，售价定为十九万元。我立刻表示同意，并催促姐姐帮忙促成此事。同时，我要求我的爱人立刻返回上海，与房东签订购房合同。房东与我家姐为邻，两人关系一向融洽，遂向我姐提出一请求，表示留学费用尚缺五千，能否将此款计入十九万五千的房款中？我姐将此事告知我爱人，他立刻便应允了。毕竟姐姐就住在隔壁，将来母亲若住在此处，有姐姐照料定会十分方便！购得房子后，我投入了三万元进行装修。随后，母亲便搬了过来，她居住在朝南的主卧。北向的次卧里，我给母亲购置了一张麻将桌，若是小区内有喜爱打麻将的长者，不妨邀请他们共聚一堂。母亲的社交能力颇高，短短一周内便成功邀请了四五位老者前来参与。自此，母亲的生活变得有条不紊，每天上午，她从菜场采购完食材回家，稍作忙碌，未到中午，便有几位打麻将的老者陆续到来。老少居民居多，然而独有一室专供打麻将，想必这处便是母亲的居所。遇有雨雪天气，姐姐便会协助母亲将蔬菜带回。这期间，母亲过得尤为舒心，住所宽敞，厨房和卫生间一应俱全，姐姐居住在隔壁，一旦母亲身体不适，姐姐即刻便能赶到。女儿如同母亲心头的温暖，这一点在我姐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样的宁静生活，直至母亲九十三岁高龄。
2003年，我调任至上海展开工作。鉴于频繁与客户沟通的需求，我在南方新村的住所交通略显不便。因此，我开始考虑更换住处。一方面，我预计将在上海工作直至退休；另一方面，鉴于我离家已久，回到上海后能够更多地照料母亲。1969年我离开了上海，2003年我又重返这座城市，在这几十年间，虽然我断断续续地回到过上海，但遗憾的是，我并未能系统地照料好母亲，她一直依靠哥哥和姐姐们的帮助。因此，我心中暗下决心，若再购置房产，务必选择靠近母亲居住的地方。只要我有空闲，就会前往母亲附近的住所，留意房市的动态。当然，相较于过去，现在的住宅结构更为优越，尤其是客厅的面积要宽敞，并且至少要配备两个卫生间。此外，还需确保交通便利，便于日常办公。据此，我绕母亲家周边逛了一圈，发现漕宝路习勤路口的万科华尔兹花园，小区环境相当宜人，且距离母亲家并不遥远。然而，中介带我们看过后，认为房间层高偏低，对此不太满意。离开华尔兹后，我们继续向东行，来到了科华公寓，同样决定去那里看看。哎，虽然科华公寓的小区环境不及华尔兹，但小区规模较小，便于管理。此外，该房间的天花板高度比华尔兹的房间高出约二十厘米。客厅宽敞，面积达到了四十平方米。此外，还设有两个卫生间。距离我母亲的家仅需穿过两条街道，步行大约十分钟可达。同时，距离一号线地铁站也仅隔一条马路。交通便利是这里的一大优势。唯一的不足之处是靠近马路，会有一些噪音。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在装修时安装隔音窗户后，应该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万科华尔兹的单价超过九千元每平方米，而科华的单价则在八千元以上每平方米。总体来看，万科的环境更为优越，科华的楼层较高，且交通更为便利。经过我们全家的商议，最终我们选择了购买科华公寓，一套130平方米的住宅，位于五楼，是电梯房。自那时起，我们便一直居住在那里至今。
从2003年到2010年期间，我在上海购置了四次房产。东新路地区后来被拆迁，我搬至科苑新村居住，而南方新村的那套房产则被出售，换成了科华公寓。实际上，我手中只有两套住宅。考虑到我只有一个女儿，这套房产已足够我们居住。因此，我并未萌生再次购房的念头。
有人提及，我位于上海的住宅价值已显著增长。这并非我个人的成就，我购置的第二套房产全因母亲之需，纯属偶然。并非我能力超群。事实上，我自己在2018年购置的房产却遭遇了亏损。情形便是如此，所谓的“闲来生事”便是这个样子。
2018年，我国出台了一项政策，决定设立一个名为临港新片区的区域。这个区域被誉为第二个新浦东。一时冲动，我在奉贤青村镇购置了一套全装修的二室一厅住宅。据称，去年该房子的价格仅为每平方米一万六。然而，自从得知青村隶属于临港新片区后，房价便迅速攀升至每平方米二万六。
看房者接踵而至。销售人员透露，青村镇未来将成为临港区的智能制造核心区域。一时冲动之下，我当场支付了定金。周边的商场同样熙熙攘攘。转念一想，即便房价不涨，这儿的房子将来也能满足我养老的需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智能制造项目不过是个空谈，至今未见任何实质性进展。房价非但没有上涨，反而大幅下跌。目前无人入住，却还需每月缴纳物业费。真是亏了姥姥家了。说明人还是不要有贪欲啊!
这就是我在上海的买房经历，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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