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民众对打新充满热情，市场情绪波动剧烈，甚至出现“二手房两小时内价格跳涨40万元”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1月21日深夜，上海市住建委、房管局等八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推动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对于夫妻双方在离异后三年内购置的商品住房，其住房套数的计算将基于离异前的家庭总套数；同时，还将个人对外销售住房的增值税征免期限从原先的两年延长至五年。
新政落地，不少在途交易一时间进退两难。
《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对几位正在进行购房交易的居民进行了采访，这些居民包括刚刚离婚且无房的居民以及迫切需要住房的刚需族。在相关细则出台前，他们已经完成了购房过程的过半，然而，他们却意外地面临了巨大的变故，不得不转向另一个境地。
一夜间多了238万首付款
张恬，化名张恬，年逾三十，系上海土生土长之人。其夫债务缠身，为表歉意，遂将张恬的名字登记于婚前购置的房产之上，期望夫妻俩能重拾生活新篇章。然而，其夫未能改掉欠债的恶习，债务越积越多，加之裁员打击，最终使得这个家庭不堪重负。离婚后，张恬返回家中，与父母同住于那套建于1997年的破旧小屋之中。
杨浦区北部的这套老旧住宅环境颇为不佳，缺乏电梯设施。随着父母年岁渐长，我的收入水平尚可，且离婚后我的名字已从前夫的房产中移除，因此我打算更换一处住所。然而，由于该老旧住宅所在的地段不佳，2020年期间几乎无人上门看房，直至下半年情况才有所改善，最终历经大约半年的时间才成功售出。张恬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情况。
后来我们有了新的打算，打算购买更远一点的住宅，选中了宝山区的一套房产，总价为680万元。定金和居间合同都已经办理妥当，计划在1月底完成网签。然而，新政出台后，我竟然被划分为“二套”购房者。根据二套房的首付比例，我的首付金额瞬间增加了238万元。可是，家中所有的积蓄以及卖房所得的款项，都已经用于支付定金和首付，两个月后便需完成网签。面对如此巨额的资金，我根本无法筹集到位。令我深感失望的是，无论是前往办事窗口咨询，还是拨打咨询热线，得到的答复都是一致的：在具体规定尚未公布之前，一切都将按照最严格的程序执行。
置换进程过半，突然没了购房资格
赵婷（化名）离婚已有一年半时间，她和前夫共同拥有的两套住宅在分手后已相继售出，目前正计划用所得资金置换一套面积更大的住宅，以便和孩子同住。然而，随着新政策的实施，她不幸成为了限购对象。她表示：“我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完成了网签，尚未办理过户手续，而我已经支付了这套房子的70%首付款，却突然被告知无法购买房产。”她情绪激动地说：“我实在无法理解，房子已经卖出，为何无房也能被限购？”仅仅因为我们是离异者，只因他人因离婚而炒房，难道我们的正常房产交易也必须承受歧视的待遇吗？
于萍（化名）与她的配偶在婚姻期间也各自拥有两套房产，离婚时双方各得一套，生活平静。然而，当于萍尝试将自己的一半房产置换出去时，她却意外地失去了购房资格，如今她也陷入了无房可居的困境。
新政策对离婚后购房的条例规定如下：夫妻双方一旦离异，任一方在离异后的3年之内购置商品房，其住房套数的计算将基于离异前家庭的总套数。若房屋已被出售，是否仍旧受到限购政策的约束？为此，记者向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进行了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若家庭已拥有两套房产，且离婚时间未满3年，那么需依照新政策执行，即该情况属于限购范畴。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的研究总监严跃进提出，在区分假离婚与真离婚等情形时，他建议对不同的家庭实施一些创新的策略。换言之，对于那些确实经历了真离婚的单亲家庭，社区或街道可以出具相应的证明，以证实他们并未参与炒房行为，从而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避免对无辜者造成伤害。
多出来30万增值税
不仅离异群体受到影响，而且许多未曾购得房产的迫切需求者，在新的政策出台后，亦被迫暂停了购房计划。
邹莉莉，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向记者透露，鉴于双方收入水平有限，他们在结婚后选择与公公婆婆共同居住。婚前，他们所购房产的产权属于公婆。到了2020年底，他们成功谈妥了一套价值555万元的二手房。为了凑齐首付，他们出售了公婆的房产，并借助公积金贷款解决了剩余款项。然而，新政策突然实施，前房东的房子未满五年，额外产生了三十万元的增值税，房东拒绝承担，而我们也实在无力负担。
刘东明正计划购房成婚，他无疑是真正的刚性需求者，而且他正是那“四家连环”置换计划的关键一环。
“我们俩、我父母，准岳父母名下都没有房子。父母将老宅出售，虽以原价成交，但加上利息亏损超过二十万，在出售房产时，我们因不满五年的房屋需缴纳增值税，故与买家共同承担了税费；然而，我们的前买家不愿分摊这笔费用，若此刻终止交易，不仅二十万的定金将付诸东流，我们还将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目前我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我们急于结婚，而前买家也在等待我们的资金以支付房款。
这位新到上海的居民对记者说：“我们只是购置了第一套50平方米的住宅，支付定金和首付款时并未预知政策变动，为何不能借鉴其他城市的做法，以定金及中介协议为依据，使调控措施更加精确呢？”
严跃进指出，由于税费政策的调整，税费成本上升且税费承担主体不明确，这实际上在操作层面迫切需要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指导措施。特别是新增加的税费承担问题，必须积极应对，以防止无端地将负担转嫁给购房者。
针对定金受损的争议，严跃进提出购房者在面临此类问题时，应主动寻求法律支持，探讨违约责任归属问题。此外，他还建议买卖双方在内部进行沟通协调，以避免发生各种极端行为。
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