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飞雪编辑｜陈静
近日，在一场媒体直播中，中国海外发展原董事长孟晓苏的一句建议，瞬间引爆了评论区。
孟晓苏说：“在中国，我觉得（遗产税）的起征点应该定在1000万，超过1000万就少收一点，如果真的很有钱，不收就不对了，所以应该逐步提高。”他进一步指出：“在国外，遗产税的上限是50%甚至60%，有的还更高。我觉得未来要适时对这些高收入群体、富裕家庭征税。”
最近大家都在忙于年度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清算，孟晓苏的这番言论无疑极大激发了民众情绪。
除了大家关心的个税起征点之外，如果仔细解读，我们就会发现孟晓苏的这番话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
第一个信息是，遗产税这个悬而未决的税种，在这次两会上再次被提及。
其次，可以看出，像孟晓苏这样一位成功的政商学界权威专家，他对巨额富豪身份的定义，是以1000万这个门槛来衡量的。
征收遗产税无疑将是控制贫富差距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在今天的中国，征收遗产税能行得通吗？
现代遗产税最早于1598年在荷兰开征，随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也纷纷效仿。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遗产税，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遗产税高昂的案例。
例如在台湾，被誉为“台湾商神”的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2008年因病猝然离世，享年94岁。
王永清生前留下了价值600多亿新台币的遗产，且没有提前分配任何资产。
台湾税务部门最终判定，其继承人需缴纳119亿新台币的遗产税，创下台湾最高遗产税纪录。
总体来看，回顾我国遗产税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当时的政府于1940年7月1日开始征收此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通过的《国家税收政策实施纲要》将遗产税列为应征收的税种之一，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并未开征。
1996年，全国人大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逐步开征遗产税、赠与税”。
但时至今日，我国还没有对遗产直接征收遗产税，而是在继承遗产时会通过其他方式征税，比如继承房屋会征收契税和交易费等。
遗产税之所以一直难以推行，是因为遗产税的征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开征遗产税的前提，首先是国家要对公民个人的“继承”有明确的界定和管控，包括公民的婚姻家庭状况、房产、金融资产、公司股权、海外财产，甚至古董字画、珠宝等等，都意味着需要纳入管控。
即便现在我们有了大数据工具，这无疑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投入。因为这不仅需要建立全国性的网络系统，而且意味着完善这些系统，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实时盘点和结算。
而且从税收起点来看，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也会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比如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套房产动辄几千万，家庭现金流可能并不充裕，主要资产价值集中在房产上；
我国将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分配政策的目标，因此中等收入及以下家庭的遗产赠与不应征税。那么如何征收遗产税是一个大问号。
征税时，国外也有办法减轻地价异常带来的税负，至于遗产税的免征额和征收率，恐怕还要在对房产情况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后才能探讨。
我们看到的是，到目前为止，就连比较明确的房产税在推行过程中也面临不少困难，更别提更为复杂的遗产税了。
因此，相较于关注税收起点门槛，真正重要且尚未解决的问题其实大量存在于后续环节。
更重要的是，在征收遗产税之前，我们需要明确征收遗产税的目的。
如果希望用它来调解贫富差距的话，那么其实相比较而言，有许多其他种类的税种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达到这一目的。
而且，对于孟晓苏定义的“超级富豪”阶层来说，有很多方法和专业人士可以帮助他们合理合法地规避遗产税。
这些方式在国外富豪中已经找到了清晰的路径，比如设立基金会、家族信托、购买保险等等，都可以规避遗产税的影响。
如果转到更宏观的层面，遗产税的调整幅度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加大监管力度的角度看，建立累进税制和较高税率制度可能更为适宜，但从全球遗产税制度的演变趋势来看，如果税负水平设定过高，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资本外逃的风险。
因此，遗产税是否能达到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还值得商榷，相反，它的征收意味着巨大的税收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再争论1000万的门槛，而应该进一步推动减税降费，让经济发展的红利更好地惠及更多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