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认, 物质对意识起着决定性作用, 而意识也会对物质产生反作用, 将其用于理解人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那是极为恰当合理的。一方面, 那些身处不一样自然环境的人群, 会孕育出全然不同的地域文化；另一方面, 已然成型的文化观念又会反过来对人们的行为加以指导, 促进人们去改造、利用自己脚下的土地, 这便是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至于到底是地域率先塑造了文化, 还是文化率先改变了地域, 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类令人疑惑难解的谜题一样, 很难轻轻松松地明确分出因果的先后顺序。
我头一回察觉到各不同地区之人存在差异, 是在刚进入大学之际, 我跟室友于诸多方面会持有不一样的看法、见解。要是讲这还能够凭借不同民族间差异过大予以阐释的话, 那我在会理的汉族同学, 与大学时期来自其他地区的汉族同学之间的差异, 就很有探讨的价值了。第二次意识到这事, 实际上是抵达广东之后, 特别是在阳江展开调研之时, 最令我感到好奇的是, 为何这边的人要把房子修建得这般狭长, 是认为如此会更好看? 还是存有别的缘由?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并非毫无缘由之事。为什么在计划生育之后, 这边存在相当一部分家庭, 其子女数量较多呢? 其次就是这个疑问。前几天, 因项目之故出差前往罗定, 总算对上述这些问题, 有了一个初步的解答。
一、不是一样的问题
我进行实习的基金会开展的有关项目, 着重关注乡村儿童, 其核心服务对象是乡村里的留守儿童。罗定地方的乡村儿童与会理地区的留守儿童, 看起来好像是同一类的标签, 然而在现实当中他们所处的状况却相差很远。
1、留守？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表明, 农村留守儿童乃是父母双方都外出务工, 或者是一方外出务工, 而另一方没有监护能力, 进而没办法与父母正常一同生活的, 年龄不满十六周岁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从这样的定义来讲, 会理地区的留守儿童明显更为契合。
依据我于罗定实地展开走访观察, 当地家庭之中多数会留有父母其一照料孩子, 一般是母亲, 留守家中的家长拥有完备劳动及监护能力, 外出务工的那一位, 就业地点大多汇聚于广州、佛山、中山、深圳等珠三角城市, 距离家不算远, 所以在停工、孩子放假之际, 就会回家陪伴家人, 然而会理的情形全然不同, 会理外出务工的家长, 大多奔赴千里之外的广东、山东等地, 一年通常仅回家两次。并, 且会, 理的, 家, 庭很, 少选, 择 “一, 方留, 守带, 孩, 子, 一, 方外, 出打, 工” 的, 模, 式, 普, 遍是, 夫, 妻共, 同外, 出务, 工, 把, 孩, 子托, 付给, 祖, 辈照, 看；或, 是夫, 妻二, 人全, 都留, 在家乡, 生, 活劳, 作。
稍微进行两相比较, 便能够发觉出来, “留守儿童”这样的一个定义, 实际上并不是完全适配罗定乡村儿童的真实生存状态, 是这样的。
2、挣钱
凭我的观察来看, 留在原地的模式存在差异, 极有可能是源于两地的家庭, 对于家庭劳动力以及家庭经济所抱持的不一样的态度。
罗定地区, 留在家中的家长, 不会用尽自身劳动力去换取高收入, 一般只做简单折纸、缠线圈等这样不连贯系列的家庭手工, 一件或者一束几分钱, 就算是编蒸笼, 相对工钱最高了, 一个月也只能赚几百至一千上下。就算只需照看一个有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儿童, 他们也不选找个收入更高的兼职或者多种些地, 这和会理地区家长几乎完全相反。
我询问和我一同出行的当地居民: 为何不多开垦一些田地呢? 他给出的回应相当简洁明了。那便是, 人均土地面积稀少, 人口数量众多。通过数据来分析, 这一论断并非毫无依据: 会理市乡村稳定居住人口为20.00万人, 罗定市乡村稳定居住人口为56.79万人；会理市可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达100万亩, 其中, 旱地面积为75.56万亩, 罗定市可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为56.02万亩, 此中, 水田种植面积为40.341万亩、旱地种植面积为15.61万亩。然而, 更值得予以重视的是, 会理市可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之中旱地所占比例将近80％, 与之相比, 罗定市仅为25.07％。
会理为何存在数量这般繁多、占比如此之大的旱耕地呢? 从客观状况来瞧, 会理市域面积是 4538.76km², 罗定是 2327.5km², 它的辖区面积更为广阔, 土地总量自然而然就更多, 然而这却无法对所有问题予以解释。
以地形地貌角度而言, 会理的地貌比例情况是, 山地占比达40%, 丘陵占比为50%, 平坝仅占10%。其全境高差显著, 大部分耕地处在625°甚至25°以上的坡地, 山间平坝面积狭小且零散, 能用于修建水田的地块极为有限。罗定则有着大型连片的盆地, 山地多集中于盆地外围, 盆地中部存在大面积地势平缓的罗定红盆, 盆地内部地势平坦, 坡度较小, 具备大规模修建水田的地形条件, 盆地内部的耕地大多被改造为水田。盆地外围的山地普遍发展肉桂、毛竹。这便解释了两地为何会呈现出旱地水田占比两极分化的状况。
跟主要经济作物的所用地属性存在一定关联, 两地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中, 会理那边是石榴与烟草，罗定那边是肉桂与罗竹, 其中, 石榴、肉桂、罗竹属于园地跟林地, 不在耕地范围之内, 然而会理的烟草种植地, 也就是旱地种植的那种, 却属于耕地。依据相关统计, 到2025年的时候, 会理市总共种植烤烟24.12万亩, 可是这仍然没办法完全解释耕地总量的差距。
数据好像回应了所有情况, 那就是会理地域广阔、物产丰富。然而, 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并不表明耕地必然数量众多, 需要清楚知晓的是, 耕地属于人力创造的成果, 所以也会受到人为因素的作用带来影响。如此一来, 地形、作物仅仅是客观存在的外在因素, 而潜藏在背后的, 两地家庭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经济”认知, 这同样是关键的因素。
前文提及, 会理的家庭之中, 多数情形是夫妻一块儿外出, 或者一同留在家乡, 其核心的逻辑在于, 要将家庭劳动力进行最大限度的调动，夫妻若是一道出去打工, 孩子便交给祖辈去照料, 如此一来, 两个人就能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务工挣钱这件事情上；然而要是夫妻选择留在家乡, 那么就会大面积地种植像烟草这种经济作物, 这是由于烟草最需要劳动力的那个时间段恰好就是暑假, 而处于放假状态的孩子, 以及身体状况还算可以的老人, 均能够参与到农事劳动当中。也就是说, 会理的家庭把处于放假阶段的孩童, 还有具备劳动能力的老人也算作是家庭劳动力的一部分。烟草喜好旱地, 对土地肥力有着高需求, 正是基于这种充分利用人力的观念带动, 当地出现了租种他人闲置土地、开山拓荒极为普遍的状况。有一对居家务农的夫妇, 耕种二十多亩烤烟, 另外还种二三十亩玉米, 这是很平常的现象。而且, 在会理村民的观念中, 只要存在泥土就能够耕作, 那便属于可利用的土地，哪怕山坡坡度大得连旋耕机都没办法作业, 他们也就会凭借人力去开垦耕种。时间一长, 就造就了人口更少, 然而旱耕地却更多的现实情况。
哪怕是在迫不得已非得家中留下一人去照看孩子的情况下, 那留守的家长也会尽最大可能去种植像玉米这类所谓的懒作物, 还会尽最大可能去养猪、养鸡。会理家庭有着这样一种逻辑, 那就是充分去挖掘家庭内部的每一份劳动力从而以此来增加家庭收入。要是借用马克斯・韦伯的那种说法, 在会理的家长身上, 好像是具备着更强的“资本主义精神”。
与罗定则截然不同, 居家照料家人的那些家长, 并未被视作一种能够再度额外创造出大额经济收益的劳动力。从当地人对手工活的描述当中能够瞧见, “一个月仅有几百块, 根本挣不到多少钱”, “是在家没啥事才去做的”, “叫小孩一块儿做做, 省得天天抱着手机”。对于他们而言, 手工劳作更多的是闲暇时候的消遣, 而并非正式的工作。换句话讲, 在罗定家长的认知里, 照顾老人、陪伴孩子本身就是一件需要耗费全方位心神的事情, 很难再兼顾其他生产。在学校之中接受教育的小孩, 并不被当作能够进行调动的劳动力来看待。于是乎, 那样的行为呈现了: 一户人家拥有四五个处于十几岁年龄段的孩子, 然而仅仅耕耘满足自身活命所需粮食的少量农田地, 家庭所获得的收入完全依赖于低保以及社会救助来维系。
二、家庭与子女
早年我头一回知晓广东有多个子女之家庭, 根源是在地铁里瞅见一对年龄尚轻的夫妻领着五个长相相仿的小孩。而后听闻同学讲起, 潮汕地区生育的意愿会更强烈些许, 这个倒是不难去推断——好似那种宗族理念深厚的区域, 进行较多生育仿佛是一桩合乎情理之事。此次前往罗定, 同样察觉到当地有好多家庭子女数量不少。针对此问题, 我同两位在当地成长起来的本地人开展了交谈。
第一个, 已到快要退休的年纪, 他自小在当地长大。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颇具统计学意义: “因想要儿子, 若没儿子便会一直生, 自然可能生很多。”我紧跟着问他: “为何就非得有儿子。”他给出两个理由: 其一, 若未生育儿子, 去世后不能办白事；其二，若没儿子, 即便有钱别人也会看不起。他跟我讲, 这亦是计划生育政策无法限制住家庭生育行为的缘由。紧接着, 我再度向他发问: “存在如此一种情形, 有些家庭里年纪最大的那颗幼苗分明为男性子嗣, 可为何依旧持续生育诸多幼儿? ”他对着我回应道: “秉持着多多收获子女便愈是有福的观念！”他于最后向我表明了那么一条——要是没有儿子呈现的情况下, 在开展祭祖这般的活动以及诸如此类场合时, 内心会萌生出一种缺失颜面的感受。
居于第二的那个估计是三十来岁的年纪。他给予我的回应愈发简单且直接, 表述为: “说白了便是重男轻女！”这同样是针对这个问题极易联想到的那种回答。我向他询问倘若没有儿子是不是真的就不举办白事? 他讲这也并非是绝对如此的, 拥有儿子的以及没有儿子的情形下, 都会存在举办白事的和不举办白事的情况。
单单只是直接去比照两个人的回答, 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两者是背道而驰的感觉。我坚信两人给出的回答并非是虚假之言, 而这些回答连同现象, 事实上阐述了一个生育文化发生变迁的问题。
1、祖代
这片区域提及的祖代, 所指的为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人。会理的祖代以及罗定的祖代, 于生育观念方面存有相似的地方, 或许是受到人多力量大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缘故, 两地的祖代通常都选择多生多育, 所以父代常常会有5至7个亲兄弟姐妹。
可是这仅仅能够阐释“多生孩子”这种情况, 然而却没办法解释, 为何两个地方的祖代都会认定一定要存在儿子, 也就是所说的重男轻女现象, 针对这个问题, 那就必须朝着更靠前的方向去探究。存在一种观点, 我原本听闻其认为, 重男轻女的思想源自儒家的礼教化, 倘若真是这般情况, 那么在学界就能寻觅到侧面予以支持的证据, 翟学伟觉得, 儒家的社会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中国社会的建构, 一则是由于儒家并非起始于孔子, 而是始于周公, 二则是因为儒学并非单纯是一种探讨社会建构的学说, 实在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切实参与并指导了中国社会建构的思想。
二者结合起来, 倒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回答, 毕竟呢, 我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去相信, 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央集权统治以后, 现今中国各地的文化, 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儒家的改造以及建构。
2、父代
处于中间位置的父代群体, 其内部观念呈现出高度割裂的状况。造成这种情况存在三个原因: 其一, 祖辈生育周期的跨度相当大, 所以兄弟姐妹之间年龄差距显著。然而年长的子女很难摆脱原有的生活模式, 基本上只能去重复上一辈的人生轨迹: 年龄偏小的子女却有可能因为赶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时代红利, 从而拥有全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其二, 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父代亲身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其三, 他们的子女, 也就是子代, 是在新时代完整成长起来的, 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存在巨大的鸿沟。
父代被夹在了传统习俗与现代观念之间, 其内部思想展现出分化特点, 于是就有了一部分坚守过往习俗, 一部分接纳现代观念的情况。 所以无论有没有儿子, 都存在有人操办白事的, 也存在有人选择不操办的现象。 而且并非所有父代都好似祖代那般生育如此多的子女。
3、子代
子代在物质条件更为丰裕的现代社会得以完整成长, 从物质基础塑造意识的角度而言, 从文化迭代更新的角度来说, 均如此。子代的价值观念, 与祖辈形成巨大落差, 社会主流话语常常把子代定义为更进步、更现代的群体, 站在子代的现代视角回望旧俗, 求子、多生很容易直接被贴上“重男轻女”的落后标签。
但只是站在当代价值的立场之上, 去单纯地批判往昔, 不免会存在时代错位的那种苛责。现如今, 我们把个体自由选择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在过去的时候, 男主外、女主内, 男性承担着接续香火、丧葬送终的责任, 这是适配当时生产生活方式的一套社会共识。不同的时代, 仅仅是对于家庭、性别分工的社会理解有所不同, 不能够直接运用今天的标尺去全盘否定过去人们的生存逻辑。
4、政策的自治状态
如此这般的变迁, 表明政策并非仅仅是单纯的调节举动, 还会尝试去塑造或者形成某种社会观念, 即让民众把政策所倡导的价值当作荣耀之事, 将政策所反对的视为耻辱之事。然而观念一旦深入扎根, 就不会随着政策条文的调整以及废止而马上消失。
在生育政策方面, 我国大体经历了鼓励生孩子、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到现阶段又鼓励生育这样三大阶段。每一项政策, 都会在基层积淀下相应的社会文化；并且前后阶段想要引导的价值取向, 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在同一个地域之内, 新旧两套生育观念长时间相互交织、彼此拉扯。这就导致了当下的现实尴尬境地: 秉持“人多力量大”理念的家庭, 不需要政策调动自身就乐意多生育；坚信少生优生的家庭, 就算出台各种生育补贴, 生育意愿依旧很难提高。
政策能够对制度予以调整, 还能够提供补贴, 然而, 代际沉淀下来的家庭观念, 以及宗族习俗, 还有生存焦虑, 这些想要改变的话, 会行进得缓慢得多。
三、房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在阳江进行调研之际, 我便始终怀揣着好奇之心, 当地的民居为何要把房子修筑成又扁又长的模样呢。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狭长户型是为了能够将临街做生意以及家庭居住这两种需求一并兼顾起来, 如此一来, 前半段就可以用于商业用途, 后半段则用于居住。然而, 此次在罗定开展走访工作时, 我察觉到不少根本不从事经营活动的普通家庭, 其房屋同样呈现出扁长的格局, 这便把我原先的猜测给推翻了。除此之外, 罗定还出现一种独具趣味居住的情况是, 同一个家族内里的小家庭, 处在同个房屋内部共同居住, 多个小家庭同处于一个建筑单元, 其内部依据楼层或者左右开间予以分割。要是选择按照楼层拆分供不同小家庭居住, 房屋修成类似会理民居而宽度短的那种形态建造, 每一层在户型、构造方面几乎完全是复刻的样子。
